IMF必須改革。2010年IMF終于達成新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，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讓渡6%的份額；歐洲國家還讓出兩個執董席位。作為受益者，中國的份額將從區區3.72%提高到6.394%，上海大眾搬場，僅次于美國和日本。

　　一個法國籍總裁，提議一家國際金融機構的總部，從華盛頓遷往北京。這是過去半個多世紀里，最大膽的預言家可能都無法想象的。但這卻未必真是一種空想。

　　拉加德的建議，本質是對IMF未來角色的焦慮。IMF的份額改革，被認為是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核心。但改革必然觸動利益，也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。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，本應發揮重要作用的IMF被邊緣化，最大問題就是缺乏公信力，發達國家掌握了過大權力，新興經濟體代表性嚴重不足。

　　對于美國政客的杯葛舉動，中國多次表示不滿。事實上，在很多西方媒體看來，中國之所以倡議成立亞投行，一個重要原因，就在于現有的IMF、世行、亞開行等國際金融機構，都被西方所完全把持，不能反映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合理代表性。既然西方不能接手新的力量，那對不起，中國就另起爐灶了。

　　就在該方案陸續得到大多數國家通過的時候，當初方案動議者之一的美國卻成了攔路虎。在美國一些國會議員看來，方案削弱美國在IMF的份額，更助長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，并進而影響美元在世界的霸權地位。一些議員以所謂IMF資金使用不夠明晰為由，拒不批準該方案。2010年的改革方案，整整拖了5年才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。

　　下面自然是哄堂大笑。要知道，自1944年成立以來，IMF和世界銀行的總部就一直設在華盛頓。這也是美國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重要標志。美國會同意IMF搬家北京？或許是澄清下面的大笑，拉加德又鄭重其事地補充說，IMF總部應該“設在經濟規模最大國家”，因此，確實“存在（遷往北京）的可能性”。

　　從美國白宮向西走三個街區，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總部所在地，旁邊則是它的姊妹機構世界銀行。或許不用太多年，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就可能與華盛頓說再見了。IMF總裁拉加德日前就說：有必要配合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規模，調整IMF的表決權比例，在此基礎上，“10年后或將在北京總部進行這樣的討論”。

　　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，IMF下一步的改革，必然涉及到美國份額的重大調整。按照IMF章程，重大事項需要85%以上的投票權支持才能通過，而無論改革前和改革后，美國都在IMF擁有15%以上的投票權，是IMF事實上的唯一擁有否決權的國家。但隨著中國經濟體量超過美國，中國份額不到美國一半，顯然也是不合理的；但增加中印等國的份額，就意味著美國失去了唯一的否決權。

　　拉加德其實也是在將美國的軍。如果美國繼續維護美元霸權，不愿在IMF改革中作出讓步，但真對不起，IMF真可能要遷移總部了。到時，真可能在北京討論這些機構的改革問題了。

　　中國不玩了，帶來的一個嚴重后果，就是IMF和世行的邊緣化。一個其他主要經濟體不屑一顧的國際金融機構，美國即使牢牢掌握在手里，又有何用？這正是拉加德屢次督促美國通過IMF改革的原因。

　　盡管這一份額轉讓，讓渡的更多是歐洲小國的份額，而且，這一改革仍具有相當局限性，比如中國經濟規模已超越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但在IMF的發言權卻低于日本，更不合比例地低于美國。但改革過程仍是步履維艱。首先改革方案遭到了歐洲當事國家的反對，上海大眾搬場公司，但基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，以及金融危機帶來的改革迫切性，改革方案方在IMF獲得通過。